【和信醫訊vol.37】行醫三十年有感—從台北到台東
圖：朱玉芬攝
前言
最近大學同學們為了慶祝畢業三十年，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同學會。除了在台北的一場晚宴聚餐，大家知道我在台東工作，特地還包了一班鳴日號觀光列車，一路從花蓮玩到台東。畢業三十年重聚，有許多聊不完的話題，我們一起回憶求學時的往事，也想到過去三十年來行醫過程的點點滴滴。
自己在這三十年中，除了兩年軍醫生涯，六年住院醫師訓練，十三年在北部醫學中心執業，半年在和信醫院受訓，最後九年投入到偏鄉癌症醫療工作，在台東基督教醫院服務行醫。一路走來，最感謝的還是主的同在，朋友同事的幫忙，和家人朋友在背後的支持。
自我反省內在的驕傲
以前我還是醫學生時，不知天高地厚，總以為學有所成，很快就能夠行醫濟世，幫助病人，贏得名聲和不錯的收入，從此人生一路順風，無限美好。然而大六時，上帝藉由一個路倒病人，打破了我的美好想像。我以為我可以靠著自己的急救技術來拯救那位病患，實際上我無能為力。我的自信和對醫師工作的憧憬，也在一夕之間完全破滅。
我從這個事件中，反省了自己內在驕傲的罪，相信這是上帝給我當醫師前的一門功課。祂提醒我，生命是脆弱的。醫療無論如何進步，都有其極限，只有上帝才是最終極的醫治者。面對生命，很多時候你其實無能為力，還是要交託給上帝。一個醫師所能做的，所該做的，就是效法主耶穌「愛人如己」的榜樣，把自己所學所知，提供給患者一個良心的建議，由患者自己來決定是否願意嘗試。最後的治療結果，交給上帝決定。無奈的總醫師歲月
我的六年住院醫師訓練是在台大醫院，前三年是內科，後三年是在腫瘤醫學部和血液科。工作相當辛苦，學習過程也倍受挫折。然而讓我覺得最痛苦的ㄧ個任務，是管理病床的工作。以前台大是由總醫師管病房，誰住院誰出院都是總醫師說了算。
但僧多粥少，病床永遠都不夠安排。我在當腫瘤醫學部總醫師時，每天手上都有厚厚一疊待床名單，主治醫師們要床，急診要床，其他科要床，甚至民代助理也都來要床，每天都有接不完的請求或關說電話。我記得有一次病房大出院，空出許多病床，我想有些病人等了快一個月，應該趁這機會安排住院。沒想到打電話到家中，竟得知患者已經過世了，當下真是難堪到了極點。
虛有其表的醫學中心
住院醫師訓練完成，我自覺不是做研究的人才，老師便幫我介紹到北部一家財團法人醫學中心當主治醫師。相對於台大醫院來講，教學和研究的壓力比較小，也比較可以全心全力投入在患者的照顧工作上，是還算不錯的工作機會。然而持續工作十幾年下來，有一些問題逐漸浮現出來，最後讓我決定遠離台北，遠走台東。
其一，績效導向的經營方向。財團法人醫院，雖然是號稱「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但骨子裡還是脫不了績效導向的經營模式。在我擔任主治醫師4-5年後，醫院一聲令下，醫師改為無底薪的全績效制，醫院只看每個主治醫師的服務量，再採取分帳的給薪方式。剛開始時似乎只有少數醫師受影響，後來就發現後遺症越來越多。例如年輕的主治醫師沒有基礎病患，薪水甚至比住院醫師還低，必須到處打工值班，才能勉強維持基本生活所需。有些醫師為了追求業績，也可能鼓勵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檢查或治療。也有醫師為了績效，不敢進修，也不敢休假，非常辛苦。最討厭的一點是，各科會看績效高低來取捨病人，績效點數高的病人，大家搶著要；績效點數低的，就互踢皮球。我們科就常常收容照顧了很多別科不要的末期癌症患者，照顧起來相對辛苦，但無法反映在所得績效上。
其二，齊頭式要求論文產出。醫院為了想維持醫學中心的門面，要求每位主治醫師每幾年都必須有新的研究論文發表，沒有論文的，就扣薪懲罰。我以前在住院醫師時，曾在老師指導下寫了一篇論文，但我很清楚這篇論文其實沒有太高的價值，幾年以後就不會再有人閱讀。升上主治醫師後，我完全沒有動力為寫論文而寫論文，寧可被罰款也不想寫，但還是常常被院方點名施壓。
其三，為了通過評鑑而不擇手段。醫學中心每四年需要接受評鑑，為了通過評鑑，醫院要求每個主治醫師都要負責某些條文。有些條文平時大家不太注意，到了評鑑時，只好臨時抱佛腳。雖然不敢講有造假，不過也相去不遠。例如評鑑條文規定病歷寫作必須要有主治醫師的修改記錄，院方就大動作調出所有病歷，要求主治醫師在期限內要做出「修改」的痕跡。害得我們平時白天醫療工作忙了一整天，晚上還得加班挑燈夜戰來做這些無意義的工作。
決定辭職
最後，讓我決定辭職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過河拆橋的醫院高層。雖然醫院有前述種種不合情理的地方，但在患者和家屬的支持鼓勵，以及同事患難與共的情誼下，這些都還能忍受的下來。而讓我興起不如歸去的念頭，還是醫院高層過河拆橋的惡劣態度。差不多十幾年前，醫院通過醫學中心評鑑不久，院長開始輪流召集各科主任進行約談，重點就在於如何提升績效。
我們血液腫瘤科患者雖多，但仍被院方認定是賠錢科，科主任要接受檢討，並提出改善計畫。我雖然不是科主任，但也算是資深主治醫師，覺得我們為了醫院付出甚多，卻沒有贏得應有的尊重。這樣的工作繼續做下去，越來越沒有意義，於是我想辭去現職，換到一家教會醫院工作，至少覺得有在為主做工的感覺。
我記得第一次跟教會盧俊義牧師談換醫院服務的想法時，盧牧師很清楚告訴我，不要以為在教會醫院工作，就是在為主做工。很多教會醫院，其實是掛羊頭，賣狗肉，仍是以營利為目的。接著他就跟我提起和信醫院計畫跟台東的醫療院所合作，就近照顧台東的癌症患者，他鼓勵我參加這個計畫。這個邀請，帶給我很大的衝擊，頓時讓我陷入天人交戰中。
在台北長大的我而言，台東是個陌生的地方。雖然知道台東癌症的死亡率偏高，但台東的醫療院所在癌症醫療方面，的確基礎相當薄弱，我也不認為自己可以帶來什麼改變。我請教過不少師長朋友，大部分人都勸我不要異想天開，不要衝動行事，要多考慮家人，要考慮孩子的教育問題等等。有差不多半年的時間，我內心一直都在搖擺不定的狀態。
然而上帝是信實的，祂讓我在禱告中，有越來越強的感動。祂又透過一節聖經經文：「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深深地激勵了我。甚至祂向我顯現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形象，讓我清楚感受到上帝愛我，願意為我捨命，如果我要效法祂，也應該要揹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祂，跟祂一起到台東去。於是我寫信跟盧牧師說，我願意去台東，只要是上帝的帶領，不要說台東，到離島我也願意。
台東行醫九年
十年前，在盧牧師穿針引線的帶領下，和信醫院首先派出曾雅欣、謝佩玲兩位護理師到台東，並在台東基督教醫院設立癌症諮詢室，協助癌症病人的轉診和就近照護的工作。我則是辭去醫學中心的職務，先在和信醫院受訓，期間受到黃達夫院長和多位師長同事的鼓勵和支持。半年後我也跟著這兩位開路先鋒的護理師來到台東，在東基設立癌症照護團隊，開始相關的照護工作。
凡事起頭難，剛開始沒有太多患者，我們就從最缺乏照顧的癌末病人做起，也開始走出醫院，進到患者家中做居家醫療。最遠還曾跑到蘭嶼，和蘭嶼在地的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逐漸地，和信的鄭鴻鈞醫師也來到台東，和東基合作設立癌症中心，並成立放射腫瘤照護團隊。另外幾位對安寧照護有使命感的醫師護理師的加入，也強化了安寧緩和照護團隊。
同時也有多位醫學中心借調來和志願來台東的內外科醫師，大家通力合作，集思廣益，在團隊會議中協調出最佳的照護策略，提供給病人和家屬做決策參考。在這種「和信風格」的照護模式下，沒有互搶病人，也沒有互踢皮球的問題，大家各自發揮所長，讓患者得到最大的好處。
這樣的合作精神，甚至擴散到院外，讓我們跟台東的友院和基層醫療單位都能夠建立起互信互助的默契，大家截長補短，合作愉快。當然我們也會碰到困難的病例，必須要轉診到外縣市，我們也盡力與和信醫院和其他大醫院建立聯繫的管道，提供轉診交通費補助，讓轉診過程更為順暢。
我們的努力，最近開始看到成果。台東癌症的標準化死亡率在最近這四五年有明顯下降，與其他縣市的差距不斷在縮減中。以前台東的癌症病友，七成會選擇到外縣市就醫，只有最虛弱，最窮的患者會留在台東治療。現在這個趨勢已經反轉，大部分的患者願意信任台東的醫療院所，並選擇就近在台東治療。
近三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許多醫院為了做好防疫，縮減病床、降載門診，整體照護能量降低了不少。奇怪的是我們在台東，同樣也是降載防疫，但癌症患者不減反增，甚至呈現倍數成長。原因是許多原本在外縣市就醫的癌症病友，在疫情高峰時，有的人擔心染疫，寧願改為就近治療。有的則是外縣市原團隊主動將患者轉介給我們。
對此我深有所感，在一次全院禮拜中，我以「上帝是患難中的避難所」為題分享。原來上帝在十年前讓我們來台東，就是為了這場世紀疫情做預備。如果當初我們沒有來台東，沒有在東基設立癌症中心，強化癌症醫療的照護能力，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台東的癌症患者會流離失所，不知何去何從。
與主同行的醫療工作
最後我想分享幾點台東行醫特殊的地方。其一是濃厚而純樸的民風。以前在台北，患者送禮多半是酒類和禮盒，有時還夾帶紅包。我們還得常常提防患者並非單純的感謝，而是想要享有特殊待遇。在台東，患者送禮常是自家種的水果蔬菜，就只是單純地表達感謝之意，將家裡有的拿來醫院跟團隊成員分享。
另外在台東行醫，雖然有時也會覺得辛苦，但走出醫院，附近就有無敵美景，多元族群文化和豐富的自然生態，這些都是上帝所預備的神奇療癒處方。到處走走看看，很快就讓你重新充電飽滿，更有力氣向前奔走。行醫三十年，我個人深感在台東的這九年是最精彩，最豐富，也最有意義的過程。
對此我感謝上帝的呼召，家人的支持，和眾多親朋好友的鼓勵。但願有更多醫療工作者也能夠有同樣的眼光，不再偏鄉行醫視為畏途，願意投入到基層中，我相信上帝會祝福，讓我們的工作充滿意義。
轉載自:聯合報醫病平台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01/6757136
完整版醫訊下載：和信醫訊v37
作 者：劉漢鼎醫師 (血液腫瘤內科)
關鍵字：病醫關係
期 數：Vol.37
出版日期：20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