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訪談時間：2026.5.29）

六月底即將退休的賴其萬教授，談起這場超過60年的醫師生涯，沒有細數自己在神經學上的成就，也沒有著墨於病人對他的感謝與肯定。訪談中他反覆提到的，是台灣的醫學教育。

「我絕對不講假的事情。」訪談一開始，賴教授笑著說。這是太太特別叮嚀他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則是「不要一直講，要看看人家有沒有興趣聽。」談笑之間，也讓人看見這位醫學教育工作者一貫的真誠與謙遜。

從美國返台，投入一場沒有終點的改革 

1975年赴美發展，1998年返台，二十多年的美國臨床與教學經驗，深刻影響了賴教授對醫學教育的看法。

回憶起與和信結緣的契機，他提到，當年有感於醫界的「紅包文化」長期受到誤解與批評，遂於美國撰寫一篇探討此議題的文章。他在文中除了指出此風不可長外，也澄清醫療現場的運作並非外界所想像的單一因果關係。例如病人手術延後，可能是因臨床上出現更緊急的個案所致，未必與是否送紅包有關。這篇文章刊出後，在醫界引發不少討論與迴響。

其後賴教授因返台探親，受邀至臺大醫學院演講，席間他直言，醫療不應建立在金錢往來之上，而應透過醫學人文教育，重建醫病之間的信任與關懷。當時，他注意到前排角落有一位氣質不凡的聽眾。未料返美後不久，這位男士從台灣打電話給他，並自我介紹道：「我是黃達夫，我覺得你應該回台灣。」

彼時，賴教授任職於美國堪薩斯大學醫學院（University of Kansas Medical Center）神經科癲癇中心主任及神經科教授。那通電話雖未能說服他返台，卻意外開啟了兩人長達數十年的友誼。此後，兩人不時透過電子郵件保持聯繫。

「1998年，我決定返台陪伴年邁的父親。」最初他選擇到慈濟醫學院擔任副院長一職，投入醫學教育工作。後來父親年事漸高、聽力逐漸退化，他想回台北照顧父親，卻苦無合適機會。就在此時，黃董事長再次邀請他來和信醫院。「黃董事長給我非常大的自由。他告訴我，只要是跟醫學教育相關的事，你認為值得做，就去做。」

因為不隸屬於任何一所醫學院，沒有人情包袱，也沒有體制內的壓力。這樣超然的身分，使他得以更宏觀的角度檢視台灣醫學教育，思考改革方向。當時最重要的一項工作，便是投入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的創始工作。

為什麼要成立TMAC？

1992年美國教育部成立了國外醫學教育暨評鑑認可審議委員會（NCFMEA），開始評鑑世界各國醫學教育，以確認其標準是否與美國相當，並作為是否提供就讀外國醫學院之美國學生學貸補助的依據。1998年，台灣派出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臺大醫院院長李源德教授與慈濟大學校長李明亮教授前往美國答辯，結果被判定為「無法與美國醫學教育相比（non-comparable）」。

問題不在於台灣醫學生不夠優秀，而在於缺乏完整且客觀的醫學教育評鑑制度。「台灣沒有正式的醫學院評鑑組織，也沒有清楚的標準。」NCFMEA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這項衝擊促使教育部推動成立「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MAC）」。賴教授與黃達夫董事長受邀擔任委員，開始投入台灣的醫教改革，之後他又接任了執行長一職。

回顧當時，他認為TMAC促成了兩件重要改革。第一，是改變醫學生的選才方式。

「台灣的醫學生是高中畢業就直接進入醫學院；而大部分美國學生在進醫學院前，會先接受四年的Pre-Med教育，接觸生物、心理、人文等通識課程後，再來思考自己是否真正適合從醫。」相較之下，台灣的高中畢業生往往還來不及深入思考「我是不是真的想當醫生」，就因為成績比較好，或在家人的期許下，踏上醫學之路。

「以前是一試定江山，只看筆試成績。」隨著招生制度逐步改革，醫學系開始納入面試與多元評量，希望了解學生的學習動機，選出真正適合從醫，而不只是考試成績優異的學生。

第二，是讓醫學人文正式走入醫學教育。

「以前很多醫學院根本沒有人文老師。」賴教授說。過去醫學教育著重知識與技術訓練，較少關注醫師的人文素養與同理能力。透過醫學院評鑑制度的推動，醫學人文課程逐漸成為正式且必修的教育內容，「我們甚至把醫學人文教育應該在哪一年上、應該怎麼上，都把它寫進醫學院評鑑的標準裡面。」

在他看來，醫學教育不只是培養會看病的醫師，更是在培養一個懂得尊重生命、理解病人、具備同理心的醫療工作者。

一條毛巾帶來的震撼教育

而這樣的理念，源自他在美國受訓期間一次難忘的臨床教學經驗。

賴教授曾隨美國神經學與神經病理學先驅 Dr. A.B. Baker學習。一次查房時，一位年輕女性因腰椎神經壓迫需接受神經學身體診察，即所謂的直腿抬高試驗（Straight Leg Raise test, SLR）。檢查開始前，Baker教授先請護理師拿來一條大毛巾，輕輕覆蓋在病人的雙腿之間。

賴教授說，當下他不明白為什麼要拿毛巾。直到教授抬起病人的腿，他才恍然大悟：學生圍在四周，從某個角度，可以看見病人最私密的部位。

「Baker教授第一個想到的，是病人的感受。」這個看似微小的細節，卻讓賴教授深受震撼。這個被他形容為「打開眼界的經驗（eye-opening experience）」，促使他在成為教授後，不只教學生如何診斷疾病，也教他們如何尊重病人。

不要只看見病，要看見病人

賴教授的床邊教學，在醫學教育界頗具口碑。學生們說，他教的不僅是神經學檢查，還有「如何看見病人」。他常提醒：「你看到的不是disease，你看到的是patient who has a disease。」

上課時，他在黑板上寫下「病」「人」兩個字，「病」字小小的，「人」字寫得很大。

病跟病人，究竟差在哪兒？他舉例分享，有一次，他帶學生探視一位小腦功能異常的病人，原本要進行「手指碰鼻子測驗（finger-to-nose test）」來評估協調能力，但他臨時改成請病人用手指碰自己的下顎。

事後，他問學生：「你們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嗎？」一個女學生回答：「我猜是因為病人的小腦功能有狀況，如果碰鼻子，可能會戳到眼睛，但下顎比較安全，即使沒對準，也不會受傷。」

「這就是我真正希望學生學會的——不要只看見病，而是要看見病人。」

醫病平台：讓彼此真正理解

2016年，賴教授與幾位有心人，包含老、中、青三代醫師，以及三位社會人士：音樂家曾道雄教授、小說家黃春明先生與陳景松牧師，共同發起「醫病平台」。這是一個在《民報》開設的專欄，邀請醫師、病人、家屬以及一般社會大眾，共同書寫自身的醫療經驗與感受。

計畫的起心動念，源自他對台灣醫病關係變化的觀察：醫療糾紛逐漸增加、醫學生開始後悔當初讀醫的選擇、擔心有一天捲入醫療糾紛；病人則動輒覺得醫師不夠重視自己，或是不理解醫師為什麼要這樣做。醫病雙方其實都帶著委屈，卻始終缺乏一個能夠好好說話、彼此理解的空間。

「醫病平台」的「平」字，是他刻意的選擇——醫病雙方在此平等對話。醫療人員可以說出行為背後的想法與邏輯；病人與家屬可以說出就醫經驗裡的感激或遺憾。他希望雙方都能看見自己的盲點，進而改變個人的醫療行為，乃至推動更大範圍的政策與環境改善。

平台上線後，他意外發現了另一個收穫：這裡成了醫學教育意想不到的好教材。醫學生處於醫病之間獨特的位置——有知識，但還沒養成固定的思維模式；懂一些醫療，卻還沒真正體會病人的痛苦。「讓他們寫下來，你才會知道他們看見了什麼、又困惑著什麼。」而這些心路歷程就成了最真實的醫學教育素材。

從TMAC到醫病平台，看似不同的工作，其實都指向同一件事——讓醫療回到「以人為中心」。賴教授坦言自己在推動醫學教育上花費了極大心力。「然而，久而久之，你會覺得這一切非常值得——當初想做的事，真的有在發生。」因此即便退休，他表示仍會持續推動醫病平台。「因為這已變成一種hobby（嗜好），而不是工作。」

優雅退場，是另一種責任

已滿八十二歲的賴教授，決定在今年六月底正式退休。然而，談到退休，他並不感傷。

「我最怕的是因為自己的老化而傷害病人。」他坦言，雖然目前思慮依然清晰，但已經感受到記憶力與判斷速度不如從前。「我要在自己還能決定的時候離開。」這是他對病人的責任，也是對醫師這個職業的尊重。

離開臨床前，他最想和和信同仁分享的，並不是醫療技術，而是一件發生在他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有一次他在醫院餐廳吃飯，不小心把湯打翻了。一位工作人員蔡小姐馬上走過來，動作輕柔地幫他擦拭衣服。「那個動作讓我非常感動。」在後續的交談中他才知道，蔡小姐常常忙到過了下午三、四點才休息；在大家離開餐桌後，她會立刻整理桌面，讓下一位同仁可以有潔淨的空間接續用餐。

「她做了不是規定中她一定要做的事。」在他眼中，和信最動人的地方，正是這些默默付出的人。

「很多事情，我們都太習慣當作理所當然（take for granted）。但如果你知道，身邊有人願意多做一點，那你就應該學會更多一點地表達感謝。」他停頓了一下，「如果每個人都能有這樣的心，這個地方會變得更加不一樣。」

一句話的傳承

在訪談的尾聲，賴教授分享了一個令他至今仍深受觸動的片段。

他說，在美國行醫期間，曾指導過一位住院醫師。多年後，這位學生自行開業，並成為當地大學附屬醫院的教學醫師。有一次，他受邀前往對方任職的醫院演講，會後，這位學生又邀請賴教授前往其診所參觀。走進診間時，賴教授注意到牆上掛著兩張照片：一張是美國神經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前會長、亦是他的前輩——堪薩斯大學醫學中心神經科主任（Chairman of Neurology Department）Dr. Dewey K. Ziegler；另一張，則是他本人。

他有些驚訝，便問這位學生為何特別將自己的照片掛在牆上。對方回答說，當病人向他表達感謝時，他總會指著照片告訴病人：「You should thank them.（你應該感謝他們）」

那一刻，賴教授心中充滿感動，但也浮現一個更深的念頭——多麼希望這個人是台灣人。「不過，我現在回來台灣，看的是台灣的病人，教的是台灣的醫學生。我的這個夢，已經圓滿了。」

退休在即，在這場或許是賴教授醫師生涯的最後一場訪談中，他念茲在茲的，依然是醫學生如何成為更好的醫師、醫病之間如何多一些理解，以及台灣醫學教育如何持續向前。

回望這一路，從神經科醫師、醫學教育改革者，到醫病平台的倡議者，他所留下的，始終只有一句話——不要只看到病，要看到病人。

而這句話，也是他留給台灣醫界最珍貴的禮物。

關於賴其萬教授

賴其萬教授，台大醫學院醫科畢業，旅美二十餘年後返台，前慈濟大學副校長、醫學院院長、台灣癲癇醫學會理事長、教育部醫教會常委、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主任委員、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神經內科醫師。2003年榮獲國際抗癲癇聯盟與國際癲癇局聯合頒發的社會貢獻獎與2006年行政院新聞局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專欄寫作獎。著有《賴其萬醫師的心靈饗宴》、《杏林筆記1、2》、《話語、雙手與藥：醫者的人性關懷》、《醫學這一行》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