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病人的心理諮詢

[最後編寫日期:2014/05/26]

 

文 / 林彥妤(台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蘭迪‧鮑許 (Randy Pausch, 1960-2008) 是故卡內基美隆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即使他引以為榮的Alice寓教於樂學習設計電腦程式計畫都沒有他癌末發表的「最後的演講」所鼓動的風潮。據估計全球約有上千萬人曾看過或讀過他的這篇演講。
  鮑許教授曾按著「五子登科」的人生腳本依序上演:於長春藤名校之一布朗大學畢業後,在卡內基美隆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又以比同儕更快速度在維吉尼亞大學取得終身職教授。隨後回母校卡內基美隆大學任教一併克服多年「花花大少症候群」(無法委身親密關係的障礙) 與Joyce閃電結婚。接著相繼有兩位兒子、一位女兒。尤其當女兒出生,他簡直陷入另一種熱戀 (大部分父親心中的秘密)。
  不料就在2006年夏天,腹部微痛,經檢查發現他得了死亡率最高的胰臟癌。起初,他尚抱持著利用科學家問題解決本色與團隊合作精神要拼下成為前百分之4的倖存者 (一般胰臟癌的病人,只有百分之四的五年存活率)。在他的親人同僚的夢幻神奇團隊努力近一年之後,安德森癌症中心(癌症治療全美評鑑第一名)的追蹤結果仍舊顯示腫瘤標記仍是飆到208 (正常值:37以下),另外在肝也發現10個轉移性腫瘤。命運之神向他下了不在預期卻是無可規避人生最後一章的通牒令。
  鮑許教授秉持一貫樂觀而又期待對人有正面影響的熱枕,不因重病在身,仍是將如艾瑞克森 (Erickson, E.) 所說的壯年發展任務生理(傳宗接代) 或心理(領導與傳承)生產性發揮地淋漓盡致。藉對自己的人生做一個回顧 (life veview process),一方面整理自己的心路歷程提醒自己:在癌症脅帶死亡的衝擊下依然保有的獨特性與尊嚴;在恐慌中,發現自己原是幸運地一直有許多貴人善意的支持成全。另一方面他推薦對他的實現夢想有效的策略供他三位稚齡的孩子和後進或願意成為別人的貴人之有心人士參考,傳承一個有夢想而且具圓夢技能的風範。
  他的「最後的演講」內容不僅在人際脈絡反應有一承先啟後連續性,在時間的軸線,他也能夠平衡地看待過去、現在與未來。因此他不是活在過去,故此做這樣演講提到他的兒時的夢想並不是重點,而是要從中獲得因應策略的靈感,希望他小孩日後可以用得著。
  當然不是每一位即將面對人生盡程的人做這樣的生命回顧都會而感到自己是幸運的。例如:較自戀的人,預設自己理當一生無往不利。當覺得闖過癌病這一關的機率如此渺茫,無異於宣告他的失敗就憂鬱的一蹶不振。或是有些人覺得自己曾失敗過或是傷了人,歉疚感的控訴可嚴重地想以死謝罪。從這些案例來看,即使被像癌症的重大生活事件所衝撞,一個人反應不一定如我們所預期的大澈大悟,重新做人。反而因壓力焦慮高,彈性變低更加強病前的風格。或許這些困境變成他們尋求專業人員的協助很好的引子。
  尋求專業人員的協助,在國人仍視為「瘋子」才需要。即使如鮑許夫婦都是屬於適應極為良好的高功能專業人士,他們不但不避諱提到心理諮詢的必要性並感謝心理治療師Michele Reiss在這個非常期給予他們的支持與引導。Reiss博士協助蘭迪理解伴侶即將面對的任務 (經營當另一方父母仍健在不會去的支援) 和挑戰 (如過度用寬容與物質補償在親情的剝奪,反而造成價值觀的扭曲),因此使蘭迪較釋懷無法伴他的妻子與孩子共走人生的抱歉。Reiss博士適時提醒他的妻子Jai「你丟我吼」許久的夫妻互動模式,她可以在日記上寫下對蘭迪亂丟衣物的抓狂,則可能不耗損這珍貴而有限的相聚時光在細瑣小事而留下更多愛的紀錄。再婚問題─對配偶也是顯而易見而不容易開啟的議題。有人認為這無異認定配偶會死,但「樂觀而實際」作法總比將屋內一大隻大象視而不見所發的力氣小吧?
  醫療的最高境界是視病猶親,因此目前醫療的人員都認為病人的至親是最能多擔待病人的心理需要。但試著進入病人家屬的經驗世界,我們或許可從新評估家屬的負擔。當癌症病人正在積極做治療,家屬是全力配合,除了扛起過去病人的責任外,外加因病人投入治療所需的協助與情緒支持,他們的壓力不少於病人。任務加重又分工模式改變要做一些自己不擅長的事,無異於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然而透過心理諮詢,他/她可以學到提醒照顧自己才能關懷別人。
  在此非常時期,家屬心理需要也常都是不足掛齒不在關注表單上,但不表示可輕忽壓力。譬如家屬需忍受看到病人痛苦卻無法減低他們的痛苦那份束手無策的煎熬以及預期即將來臨的失落的無奈傷感。我們從「最後的演講」實況錄影得知:動人而又害羞的鮑許夫人在開心又感動之餘,是非常不容易接受蘭迪的即將逝去。尤其當她上台接受生日的慶賀時,向蘭迪低語:「求求你不要死!」可見美好的時刻可能都提醒她即將面臨的失落如在床翻過來卻發現枕邊人永不在,與孩子出遊度假或畢業、結婚里程碑時刻,卻發現一家之主缺席的傷感。
  在台灣目前的體制中,大部分病人與家屬心理支持仍是主要來自醫療人員。然而試想在醫療人員與照顧病人懸殊比例的門診忙碌步調中,醫療人員光是把病人身體的需要都照顧到已是奇蹟。再加上若對病人情感投注,要繼續保持診斷的客觀性,其實是對人性很大的考驗。就如一位醫師面對自己的親屬是病人,他/她一定希望降低偽性好消息 (false negative, 統計用語) 達到及早發現早期診斷的目的;但無形當中,也大大提高假訊息 (false positive)。若是這樣,醫師大概也受不了那麼多高可疑的病人,不是嗎? 因此有些情緒支持與心理諮詢須由心理社工專業人員來負責是有它實踐可行性的考量。
  鮑許博士與家人抗癌的的歷程,除了供我們學習縱使鮑許博士無法感謝癌症對人生的打岔,但他未放棄用他自己的方式退場的自由:如摩西雖有未竟之功,但他盡力完成他階段性任務。他與家人抗癌的的心理照護歷程,或許也提醒我們癌症治療中,不是病人憂鬱地拒絕進食或家屬崩潰也生病才需專業心理諮詢的介入。 若我們可以提供病人與家屬專業心理諮詢成為癌症治療常規程序,顯然地,將可為這「談癌色變」煉獄般的療程,注入因理解與支持所帶來寧靜、和平與尊嚴,改變「病者痛而親者悲」的宿命夢魘。相信病人與家屬在緩解期較不會避之有恐不及,害怕過去罹病回憶的恐懼被撩起, 較有動機為其他病友做些什麼,癌症防治將有更大的防護支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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